“一面之緣”的子善先生

文/慕津鋒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界,陳子善先生的大名,可謂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自1978年開始參加《魯迅全集》的註釋工作,子善先生先後編選瞭鬱達夫文集,周作人的集外文,以及梁實秋、臺靜農、葉公超、黎烈文、張愛玲、周越然、邵洵美、林以亮、桑簡流、董橋、陳之藩等等眾多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作傢作品……時至今日,子善先生在魯迅、周作人、鬱達夫、張愛玲等作傢文獻史料研究方面,在《新月》、《論語》等重要現代文學期刊研究方面,都有著極大建樹。其在國內外出版學術著作近百部,他的研究學術成果被轉載次數之多、引用頻率之高、報道數量之大皆位列研究界前茅。

陳子善先生

子善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研究,被海內外學界廣泛關註。他被公認為是具有國際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的一流專傢。

就是這樣一位著作等身、學術成果卓著的大學者,卻有著異乎尋常的謙虛。子善先生常說自己:

“不是一個做大學問的人,不能提出大的理論建構,在宏觀研究上缺乏興趣,隻能在微觀研究上探索”,

“宏觀研究方面的飽學之士多的是,不缺我一個,而微觀研究反而少有人肯做,那我就不妨來嘗試一下,”

“長年累月地下死功夫,多少總會有所斬獲。”

正因“長年累月下死功夫”,他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發掘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失蹤者——作傢的佚稿、佚信、佚文,尋找著“通行的文學史著之遺落作”。他以這種方式,以他發現的第一手資料,開始還原中國現當代“一些作傢、作品的原貌”;以“另一種展現文學豐富性和敘述的多種可能性的方式”,從細微處開始重塑中國的現代文學史,正所謂“集腋成裘,功在文苑。”

子善老師曾談及自己的研究,“不是正經的學術論文,大都不符合學術規范,但我自信是有點學術的。最起碼,它們是我的研究心得。他們發掘瞭一些重要作傢的佚文,考訂瞭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壇史實,解決或部分解決瞭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些懸案或疑案。說得學術一點,他們是現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微觀研究和實證研究的一些實例。”

但正是這些“研究心得”其影響及意義同樣不可小覷。正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在2018年第四期授予陳子善《版本新考》2017年年度優秀論文一等獎時所給與的評價那樣:

論文以魯迅《吶喊》初版,再版和三版為研究對象,考證瞭這部小說集最初三個版本的印數,及其與周氏兄弟失和、“新潮社文藝叢書”和“烏合叢書”的關系,並從這一新的角度力圖窺魯迅當時的心態,不僅填補瞭《吶喊》版本史研究的一個空白,有助於學界進入歷史精微的細部和作傢的心態史,也在版本考證中呈現瞭可資借鏡的方法論意義,對打破初版本神話有精妙的啟迪性,從而也為更完備的建構現代文學版本學提供瞭一個寶貴而精彩的個案。

魯迅

我很早就聽說過子善先生的大名,但一直沒有機會相見。直至2017年8月6日,我才偶然結識這位大學者。那天,陳先生受邀來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文學講座,講座的題目是《魯迅出版經過新探》。我之前並不知道陳先生會來館做講座,真是錯過瞭一場精彩的文學盛宴。

《魯迅出版經過新探》後來以《版本新考》為名,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館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8期。但就是這篇論文,後來卻讓子善先生大呼其“晚節不保”。原來,陳老師常戲稱自己的論文從未得過任何獎,眼看即將70歲榮休,這純潔的記錄本來保全有望,結果這篇文章卻在2017年年底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評為年度優秀論文一等獎。子善先生非常痛惜自己“折”在瞭北京。

8月6日上午,我在辦公室照常看書、寫文章。突然手機響瞭,我一看是好友小崔的電話,我忙接聽,問他有什麼事嗎?他說有件事想麻煩我一下,不知一會兒能否開車和他一起送陳子善先生到北京南站?小崔說,陳先生要趕2點多的高鐵回上海。他怕打車會有問題。小崔是我的好友,他開口肯定是遇見難處瞭。我說沒問題呀,再說我很想結識一下陳子善老師。聽我這麼說,小崔便熱情地邀請我中午和陳先生一起在食堂吃個便飯。

這機會太難得瞭,能與這位學術大師見面,實在是我的榮幸。

中午12點,我準時來到餐廳。此時,小崔、傅光明老師和陳子善先生已坐在餐廳。我忙走上前,向他們分別打招呼。子善先生有些清瘦,對人很和善,看上去完全沒有架子,給人感覺很舒服。

在餐敘中,我和小崔主要陪吃,光明老師則負責和子善先生天南海北地聊天。他們的話題既有文壇掌故,又有漫遊歐洲的往事。子善先生很幽默,也很愛笑,常常講到什麼有趣的事,他就會發出爽朗的笑聲。聽得出來,子善先生對歐洲古典音樂十分感興趣。他每到歐洲,必會到那些古典音樂的老店買一些黑膠片來聽。陳先生知識非常廣博,聽他聊天實在是種享受。

因為要趕高鐵,那頓飯陳先生吃得並不長。很快,我們便驅車前往北京南站。剛坐上車,子善先生就非常客氣地感謝我這位“壯丁司機”。我笑著對他說:“陳老師,今天能當您的司機是我的榮幸。您的大名我早已是如雷貫耳,就是沒機會見面。我自己平時也做一些館藏史料研究,我很喜歡看您的文章,常讓我受益匪淺。”

“慕先生過獎瞭,我們可以互相切磋。文學館有那麼多寶貝,你們這些守寶人看到的幾乎都是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足夠你們研究很多年。

但研究史料是一個細活,有時還是一個別人看來的臟活、累活,年輕人要想有所發展一定要有吃苦精神,要能坐得住、吃得苦、我們是在故紙堆中找寶貝。”坐在後排的子善先生頗有感觸地跟我講。

“是的,陳老師。做史料研究,首先要受得瞭幾十年的塵與土。”我很同意子善先生的觀點。

這時,坐在副駕的小崔適時地向陳老師推薦瞭我:“陳老師,我這位同事一直在做館藏師陀資料研究工作,最近他就有瞭一個大的發現。”

聽到這,子善先生來瞭興致,他忙問:“慕先生,你最有什麼新發現?我很願聞其詳。”

“陳老師,如果不耽誤您的休息時間,我真的很想跟您談談我的一些史料發現。是這樣的,今年5月,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手稿庫整理資料時,偶然發現一部無名手稿。這部手稿用藍黑色鋼筆書寫在‘開明B20×20’的稿紙上。該稿沒有文章標題,沒有落款時間和作者署名。從章節上看,隻有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這明顯是一部殘稿。

通過閱讀,我發現這四章每一章都很完整,而且內容連貫、情節銜接順暢,結構合理,應屬一部作品。第十章講述瞭‘杜淵若、胡天雄、李文多等被國民黨當局關進監獄後,在獄中鬥爭的相關情況。’第十一章則講述瞭‘杜蘭若如何在傢中接待連夜從鄉下趕來的董瑞蓮(弟弟杜淵若女友)的母親董太太,及杜蘭若、董太太在醫院看到已經死去的董瑞蓮的相關場景。’第十二章講述瞭‘杜淵若等學生被當局無罪釋放後或回傢或回學校,而此時姐姐杜蘭若則陪著董太太為死去的瑞蓮發喪,以及在將瑞蓮運回農村下葬時董太太的悲傷舉動。’第十三章在僅有的兩頁手稿中講述瞭‘杜淵若回到傢中,與保姆李媽談論傢中這幾天情況。’

在該手稿第10章第1頁右上角和第11章第1頁右上角,我看到作者分別寫有的那兩句話結尾各有一個“焚”、一個“蘆”,合起來正好是‘蘆焚’。‘蘆焚’,我推測應該是作者的名字。我就通過查閱資料,發現‘蘆焚’是作者師陀最早的一個筆名。在翻閱《師陀全集》時,我看到《師陀全集續編·補佚篇》中有兩篇名為《爭鬥》和《雪原》的小說,這兩篇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就有在這4章手稿中的杜淵若、胡天雄、李文多、杜蘭若、瑞蓮、瑞蓮的母親董太太、保姆李媽等故事人物。”

《師陀全集續編》

“慕先生,沒想到你對這些資料這麼清楚,到現在都還能記得。”子善老師突然插話道,“你繼續講,希望沒打斷你。”

我笑瞭笑,簡單地理瞭一下思路,便繼續講述:“通過該手稿與《師陀全集續編·補佚篇》中的《爭鬥》、《雪原》內容對比,我發現:除手稿第十章與《爭鬥》第9章在內容上幾乎一致外,手稿第十一、十二、十三章在《爭鬥》《雪原》中都未出現。

《雪原》是一部已被證明完整發表瞭的作品,而《爭鬥》卻是一部隻發表到第9章的未完稿。其中手稿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中分別提到的‘瑞蓮的死’、‘杜淵若被捕後出獄’、‘瑞蓮的母親董太太進城’等情節,在小說《雪原》中幾乎或完全沒有體現,但在《爭鬥》的前幾章都有所提示或鋪墊。

這4章手稿,我認為應是緊隨《爭鬥》第九章之後,為小說《爭鬥》的結尾部分。它們起到瞭結束《爭鬥》、開啟《雪原》的作用。

我猜測這應該是師陀在創作《爭鬥》時,不知為什麼遺漏下的手稿。但因為師陀先生晚年一直說這部小說自己確實沒有創作完成,這也導致後來的研究者一致認為《爭鬥》是師陀未創作完成的小說。但根據我所看到的這四章手稿,《爭鬥》應是一部當年就已創作完成的完整稿。”

我是邊開車邊講述,子善老師則是邊坐車邊饒有興致地聽我說。我囉囉嗦嗦講瞭一大堆,坐在後排的子善老師沒有任何煩躁。最後,他很認可我的這個史料發現,“慕先生,你的這個發現很有意義。師陀先生一直是被現當代文學史忽視的一個作傢,美國的夏志清先生對他卻有較高評價。我八十年代認識這位老人。從你的發掘來看,這確實很奇怪,命名已經已經創作完成的稿子,竟然沒有發表,這確實說不過去。你這次的發現,剛好能彌補中國現代文學史關於一個作傢的一個空白,而且這個空白還是有些大的空白。”

“謝謝您,陳老師。有您這樣的鼓勵,我想我會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我本人對研究文學史料很有興趣,雖然這個工作看似有些枯燥,但鉆進去之後,我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與滿足。我們館有70多萬件的館藏資料,這些足夠我研究一生的瞭。”

子善先生對我的這個“研究史料的快樂與滿足”觀點表示贊同,他談到自己曾在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工作過八年。那八年,對他的史料研究來說,其實至關重要,他稱之為“八年抗戰”。

“那時候,我的心態十分平靜,能夠集中精力,不被打擾地埋頭在舊報刊中。常常一看就是一天。”

子善先生所說,研究者要在研究史料時“心態平靜”、“集中精力”,我很有感觸。研究者隻有有瞭這種精神,才可能在面朝歷史的過去時,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披沙揀金”。同時,做史料學問的人在面對史料時,還要具備一種緊迫感,一種使命感,要有擔心“那些資料不去看就會消失的”的壓力。否則,有些東西老是出不來也不行。

在大傢簡單地沉默後,陳老師笑著問我:“慕先生,那你做完這個史料研究後,下一部打算做什麼?”

面對陳老師的提問,我稍微思考瞭一下,

“陳老師,我想我還是會主要以師陀研究為主。師陀先生晚年把他大部分資料都捐贈給瞭我們中國現代文學館,這些珍貴資料其實對於研究師陀極有幫助。正如您剛才所說,夏志清先生在《現代中國小說史》中對師陀先生有過較高評價,而且他認為師陀先生的長篇小說《結婚》‘在現代中國小說史中是罕有其匹的’,同時巴金先生也認為師陀是‘難得的文章傢’,卞之琳也稱師陀是‘天生的小說傢’。這樣一位作傢一直被人忽視,我也覺得很奇怪。我很想好好看看他的作品,專心做一些有關他的研究工作。我們館藏中有很多他的無名稿,我很想把它們都盡可能地整理出來。《爭鬥》殘稿就是這樣出來的,我覺得還有一些寶貝可以挖掘出來。我希望自己能為這位作傢在文學史多留下一些作品。

在文學館工作,歲月悠長,我有充足的時間做研究,而且現在的領導也很重視這方面的工作,我很想能做出些成績來。”

子善先生對我的這個計劃表示一定的贊許,“文學館確實是個寶庫,你們要好好珍惜。做史料研究,我一直認為:經典作傢的經典作品,直到現在都還沒有研究完,還有許多工作等待著史料工作者慢慢發掘。更何況那些目前沒有被列為經典作傢的作傢,他們的作品、他們的世界更為廣闊。史料研究工作,大有可為呀!”

時間總是那麼短暫,不知不覺,北京南站已在眼前。可我好像還有許多話沒說。許多問題沒來得及問呢。眼看時間不多,我趕緊向子善先生提瞭最後一個問題。我知道他人脈廣,很多老作傢或者傢屬他都可能有聯系。

“陳老師,有件事我想麻煩您一下。”

“你說,隻要我能辦到的,我一定會盡力。”子善先生爽快地回答瞭我。

“我很想能聯系上師陀先生的傢屬,我知道師陀先生的夫人還在上海,兒子在美國紐約。我想如果以後有可能,希望他們能給我一個授權書,同意我做館藏師陀先生資料的研究,如果佚稿能再次發掘出來,我很希望他們能同意我館以合適的方式出版。

如果沒有傢屬授權,有些研究即使做完瞭,在發表上還是會有問題。您也知道,現在大傢都很重視知識產權的,報社、雜志社、出版社在這方面都相對嚴格的要求。”

聽我說完,子善先生想瞭想,“我回去給你查查,因為我自己和他們沒有什麼聯系。我可以幫你問問。對瞭,小慕,以後你有合適的稿子也可以給我們《現代中文學刊》,我們這個刊物對史料研究的稿子很重視,希望你以後多支持我們刊物,我們稿費不高,你別介意。”

聽子善先生這麼說,我簡直太受寵若驚,連忙謝道:“一定,一定。我一定會好好寫,等有瞭合適的稿子,我會請您審閱。”

很快,我們抵達北京南站。因子善先生趕時間,我們便直接開上二樓。車停好後,在入口處,我和小崔與子善先生握手告別。子善先生握著我,鼓勵我:“你史料研究的路子是對的,繼續走下去,一定會有成績的。”

這是我唯一一次與子善老師見面。他的鼓勵,我到現在都記憶猶新。一眨眼,兩年過去瞭,我一直還在努力地做著自己喜歡的館藏史料研究工作。

在小崔的幫助下,我和子善先生很快便有瞭微信及郵件往來。子善先生有時會問我有沒有新作,如果有,可以發給他看看。我一直覺得自己寫得文章還是不太好,一直不敢拿出來給子善先生審閱。直到

去年,我終於把兩篇自己認為寫得還不錯的文章發給瞭子善老師。一篇是有關新發現的師陀六頁散文手稿,另一篇是有關周作人先生的佚信。

很快,子善老師審閱後,覺得兩篇文章整體不錯,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加以修改。但他認為瑕不掩瑜,可以發表。我沒想到,這樣一位大師會對我這樣一位新人的文章如此認真地審閱,並給予肯定。

當我認真地修改完文章並再次發送後,子善先生很快便在微信中告訴我:

文章可用,請耐心等候。

2019年第6期(總第63期)《現代中文學刊》刊發瞭我的《新發現的六頁師陀散文》一文。2019年是子善先生編輯《現代中文學刊》的第十個年頭,而且就在這一年,《現代中文學刊》順利進入C刊系列。C刊的重要性,對文學研究者而言不言自明,多少人想在這樣的刊物上發表文章。我這樣一個新兵能有如此的榮幸,真不知該如何表達我的激動之情。我從內心非常感謝子善先生對我的提攜與關照,這也更加堅定瞭我的研究之路。

也許我一生都做不出多大的成績,但如果我能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添上一塊小磚,加上一塊小瓦,我想我便已非常知足瞭。

我看過一篇有關子善先生的文章,文中說子善先生常常告誡年輕研究者一句話:

第二等的天資,老老實實做第二等的工作,可能產生第一流的成果。

如果第二等的天資,做第一等的工作,很可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來。

這句話讓我很有感觸。我想我會一輩子“老老實實”地去做史料研究工作。即使這項在別人看來,是一件“臟活”、“累活”、“苦活”,但我卻在這種“臟”與“累”中,“苦中作樂”,因為它能讓我感到快樂與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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